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 ,一件件紅色文物陳列在紀念館里,他們的主人都已經(jīng)逝去,但是他們的精神如同這些文物一般供人們學習和憑吊。一件件的紅色文物背后是無數(shù)感人至深的紅色故事,正是有了他們,我們才有如今的幸福生活。以下是可圈可點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紅色文物背后的故事,供大家參考。
楊靖宇:
“東北烈士紀念館是我國第一所革命紀念館,它是伴隨著遼沈戰(zhàn)役的隆隆炮聲誕生的。”提起征集文物時發(fā)生的故事,東北烈士紀念館、東北抗聯(lián)博物館館長劉春杰意味深長地說,多年來,在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的關懷支持下,經(jīng)過烈士館幾代人的辛勤努力,調(diào)查征集了一批極為珍貴的革命文物和幾百位革命先烈的生平事跡材料,整理編寫出140余萬字的烈士傳記史料。圍繞這些文物、史料的征集,一件件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才漸漸浮出水面。
“楊靖宇在哈爾濱做地下工作時穿的大衫和用過的褥子,1996年該文物被國家文物局專家鑒定組確認為一級文物。”劉春杰介紹說,這兩件遺物是楊靖宇1931—1933年在哈爾濱進行抗日活動時穿的大衫、用過的褥子。收藏這兩件文物的人是滿洲省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姜椿芳的母親(以下稱姜母)。1952年,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何成湘去姜家,姜母才知道楊靖宇已于1940年壯烈犧牲。姜母十分悲痛,流著淚將一直珍藏于家中的楊靖宇的這兩件遺物取出來,鄭重地交給何成湘,請他把這兩件烈士的遺物轉(zhuǎn)交給東北烈士紀念館,作為教育后人的歷史見證。
姜母回憶,1933年5月中旬,楊靖宇假扮生意人,回到哈爾濱。在姜家住了一個來月,像一家人一樣,有空就幫助姜母做家務。6月初,楊靖宇要返回南滿,繼續(xù)領導南滿地區(qū)的武裝抗日斗爭。由于經(jīng)費的問題,臨行前,楊靖宇再次把他從當鋪贖出并穿用了近一個月的大衫和褥子送進了當鋪。他將當票交給姜椿芳的母親代為保存,預備再回哈爾濱時贖出來繼續(xù)使用。但是,此后楊靖宇在南滿率領抗日武裝于槍林彈雨中與日寇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殊死抗戰(zhàn),直至1940年犧牲,再沒回過哈爾濱。當票贖期快滿時,姜母悄悄把大衫和褥子贖了出來。1936年,姜母隨姜椿芳離開哈爾濱去了上海,她一直保存著這兩件衣物,還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夠還給楊靖宇。聽完這段故事,在場的人無不悲傷熱淚盈眶……
在東北烈士紀念館院內(nèi),停放著一輛舊式有軌電車,它是著名抗日女英雄趙一曼領導哈爾濱電車工人大罷工時的電車。電車上半部為白色,下半部為紅色,車頭有黑色燈罩,兩側(cè)分別有12個窗戶和兩扇門。劉春杰說,建館之初在征集大型可移動文物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麻煩,由于當時展館條件有限,許多大型珍貴文物存放出現(xiàn)了難題。經(jīng)過多方論證,后來相關人員創(chuàng)新性提出了“異地保存,代為保管”的征集新辦法。當時征集到的哈爾濱市電車公司這輛趙一曼領導工人大罷工時的電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該電車無論講述趙一曼事跡、哈爾濱工運史還是記錄哈爾濱城市交通史等多方面看,都是一件非常珍貴的文物,電車公司每年都用他對職工及附近中小學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當時哈爾濱市電車公司領導決定將該車無償捐獻給東北烈士紀念館,但提出能否繼續(xù)保留一段時間。此時,東北烈士紀念館也沒有存放的場地和條件,有人提出“異地保存,代為保管”的想法,即該車捐獻給東北烈士紀念館,所有權歸東北烈士紀念館,保管方式為哈爾濱市電車公司暫時代為保管,負責文物安全、保養(yǎng)等問題。該想法得到雙方單位一致認可,并很快舉行了捐獻儀式。后來原存放電車的地方被轉(zhuǎn)讓開發(fā),經(jīng)哈爾濱市電車公司、東北烈士紀念館、開發(fā)商三方協(xié)商,開發(fā)商出資由專業(yè)大型物運公司將電車運至黑龍江省革命博物館廣場,并特制了保護罩將電車全封閉存放。隨后該文物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此種征集方法,無疑是大型可移動文物征集的一個創(chuàng)新。后來,哈爾濱車輛廠保存的中東鐵路工人罷工時使用的汽笛,也采用了此方式征集。該汽笛為國家一級文物,現(xiàn)已入館收藏。
劉春杰說,東北烈士紀念館的文物征集工作始于1947年7月,在確定館址和準備籌備陳列內(nèi)容的同時即已開始。迄今,經(jīng)過數(shù)次的大型征集活動和發(fā)掘、調(diào)撥等方式,已積累了豐富的藏品資源。期間,曾得到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以及東北解放區(qū)黨政軍民各界人士和眾多烈屬的大力支持。館藏的每一件文物背后無論是文物本身還是收藏文物的人和事,件件感人,均成為紀念歷史教育后人的歷史見證。
一把藤椅的故事:
為什么一把辦公用的藤椅右側(cè)會有一個大洞?
為什么這把破舊的藤椅卻被評為國家二級文物,成為焦裕祿紀念館的鎮(zhèn)館之寶?
這個大洞,正無聲地訴說著50多年前撼人心魄的一幕:每當肝疼襲來時,焦裕祿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緊緊地頂在痛處。日久,藤椅被硬生生頂出一個大洞。這把藤椅,生動詮釋著“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深刻內(nèi)涵。
1962年冬天,焦裕祿病軀擔重荷,就任蘭考縣委書記。他帶領群眾查風口、探流沙、找水道、治鹽堿……1963年9月,焦裕祿的肝病已經(jīng)很嚴重了,他講話時經(jīng)常用右手按住肝部。“他越來越多的用左手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東西頂在右邊椅靠上。同志們問起來,他才說他對肝痛采取了一種壓迫止痛法。”焦裕祿紀念園講解員謝潔說。
在這把藤椅上,焦裕祿寫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綱,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既已出發(fā),何懼倒下?在蘭考的四百多個日夜,焦裕祿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是來工作的,我不是來休息的。”
劉型:一雙草鞋的故事
劉型,祖籍湖南醴陵,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鄉(xiāng),是一位從井岡山走出來的老紅軍,1970年他曾經(jīng)從返井岡山,他跟接待的同志回憶到:“我從長征之前的7、8年 的時間里,我沒有穿過鞋、我沒有用過蚊帳、我沒有蓋過被子,我們穿的都是草鞋、鋪墊、蓋的都是稻草。”
年輕的同志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7、8年不穿鞋、不蓋被子!這日子可怎么過啊!現(xiàn)在地球的氣候都變暖了,當年的井岡山可是更冷了呀!
劉型接著說:“我們過的是軍事共產(chǎn)主義生活,從毛委員到伙夫,大家都一樣!”
我們深深體會到了,在那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年代,紅軍戰(zhàn)士們心懷著解放全中國的勞苦大眾的偉大理想,英勇奮斗著,而且,他們的幸福指數(shù)是最高的了!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與井岡山的斗爭年代簡直是天壤之別了,但是總有些同志感到:我不幸?;蛘咝腋V笖?shù)不高,我們真應該學習老紅軍們?yōu)樽鎳?、為人民、為民族而英勇?zhàn)斗的情懷!
草鞋伴隨劉型走過了一生。
在長征的途中,對于紅軍戰(zhàn)士來說,最重要的是2件事:1個是糧食、1個是草鞋。
長征中,有的戰(zhàn)友因饑餓,昏倒在路旁,劉型看見,立刻給他喂口糧食,戰(zhàn)友醒過來了,劉型把自己的糧食給他分一半。
過水草地的時候,戰(zhàn)友李雪三草鞋走爛了,腳也走爛了,草地里面許多水都是有毒的,他很艱難地走著,劉型從他身邊走過,看見他這個狼狽樣,立刻從懷里掏出一雙草鞋送給他,其實劉型也沒有多余的草鞋了。一口糧食、一雙草鞋,戰(zhàn)友情深哪!李雪三走出了草地,解放后他被評為中將,李雪三中將經(jīng)常跟家里人回憶:是劉型部長送我的那一雙救命的草鞋,使我完成了長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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